【徐建委】找九宮格聚會《詩》的編次與《毛詩》的構成
《詩》的編次與《毛詩》的構成
作者：徐建委（中國國民年夜學文學院副傳授）
來源：《復旦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7年第2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十一日庚申
耶穌2017年11月29日
內容撮要：據《毛詩序·六月序》、《儀禮·鄉飲酒禮》、《漢書·谷永傳》、鄭玄《毛詩譜》等文獻的記載，可發現周禮演樂的詩次、《詩序》詩次、《毛傳》詩次和三家詩次略有分歧。以《左傳》所載季札論《詩》資料、《爾雅·釋訓》與《毛傳》關系、《毛傳》上源等問題為基礎，亦可判斷《毛傳》內部埋躲了孔子時代之前的《詩》文本特征。據此可推知，孔子重構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結構，使之更合適周代禮樂軌制。子夏時代，受《年齡》學之熏陶，子夏或其后學又對調了《年夜雅》和《小雅》的部門詩篇，使二《雅》皆有美刺。這兩次重編，在《詩》文本的寫定過程中大要是最具反動意義的，時在戰國初年以前。第二次重編之時，仿效《年齡》精力的《詩弁言》基礎構成，然《小雅》篇目仍然遵守了周禮之詩次，毛公作《毛詩故訓傳》才調整為今本詩次。
關 鍵詞：毛傳/后注簡省/禮樂詩次/《年齡》詩次
引言：問題的提出
《毛傳》是一部依靠于《詩》的訓詁著作，《詩》中難解的古字、古詞多重出，故《毛傳》必定面臨重復注釋的問題。它若何防止重復?只需稍稍熟習注釋過程的就會了解，在一個字(或詞)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注釋，之后為了簡潔，往往不用再注，我們可以稱之為后注簡省原則。此非絕對，有時因為經文浩瀚，某一字前后相隔較遠，后文往往也會作注。但普通而言，前文已注者，后文往往不注。讀古書，發現這一基礎做法是很不難的。那么《毛傳》能否整體上遵守后注簡省原則呢?謎底是確定的。
普通而言，《毛傳》重復出現的字詞，《國風》如有注，《雅》、《頌》普通不注。如“施”見于《葛覃》、《兔罝》、《碩人》、《東山》、《頍弁》、《旱麓》，僅于《葛覃》有注。假如重復出現的字詞與淺顯意義有別，對其意義的懂得特別不難出錯，同時瑜伽教室初度的解釋又與后來的篇章離得較遠，這時往往出現重復注釋，如“言”字見于《葛覃》至《駉》等二十余首詩，《毛傳》分別于《葛覃》、《彤弓》、《文王》三首作注，三注分別見《國風》、《小雅》和《年夜雅》。
還有一些重復出現的字、詞，《風》不注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出注，或《風》的注釋以《雅》、《頌》的注釋為基礎。此種類型數量雖不占優勢，卻也不少，其數量約在一兩百條間，這足以說明問題了家教。僅舉數例：
(1)“以”字見于《谷風》、《年夜東》、《載芟》，《載芟》出注。即《周頌》有注，而《國風》、《小雅》未注。
(2)《王風·黍離》“彼黍離離”，“離離”《毛傳》未注。而《小雅·湛露》“其實離離”，《毛傳》曰：“離，垂也。”
(3)《邶風·擊鼓》“平陳與宋”，“平”字《毛傳》未注，《年夜雅·綿》“虞芮質厥成”，《毛傳》曰：“質，成也。成，平也。”此訓又見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質，平，成也。”
(4)《淇奧》“赫兮咺兮”，《毛傳》曰：“赫，有明德赫赫然。”但對“赫赫”并未進一個步驟作注，因“赫赫”之義已見于《小雅》之《傳》。《出車傳》曰：“赫赫，盛貌。”《節南山傳》亦曰：“赫赫，顯盛貌。”
(5)《氓》“其葉沃若”，沃若，《毛傳》曰：“猶沃沃然。”但“沃”字何義，此處未言。而《小雅·隰桑》“其葉有沃”一句，《毛傳》曰：“沃，柔也。”
(6)《芄蘭》“芄蘭之葉，孺子佩韘”，《毛傳》曰：“韘，玦也。能射御則佩韘。”但“玦”是什么?《小雅·車攻》“決拾既佽，弓矢既調”，《毛傳》曰：“決，鉤弦也。”決即玦也。
同時，今本編次極為附近的詩篇之間，有一些重復字詞有注、無注的先后順序，竟也會與今本詩篇順序分歧，如上文之“言”字。“言”在今本《小雅》中出現于編排附近的《出車》和《彤弓》中，《出車》在《彤弓》之前，但《毛傳》于《彤弓》注之，而于《出車》則未注。又如“愿”字，先后出現于《終風》、《二子乘船》和《伯兮》，其義均為“每”，《毛傳》于《二子乘船》作注，而非首見于《終風》。
上述有異于今本《毛傳》編次的注或不注，及有注、無注順序的現象，若納進今本《毛詩》編纂順序中觀察，則顯得錯亂而無序，亦不成懂得。假如我們聯想到《毛傳》能夠有陳舊的《詩》學淵藪的話，則此種無序與錯亂，頓然顯現出不成估計的學術價值。
從注釋順序觀察1對1教學，《毛傳》字、詞訓詁之中，也許埋躲的是一種分歧于其概況順序的詩篇編次，這種結構必定是早于毛公的時代的。《毛詩》由漢初毛公寫定，此后其文本順序與結構得以確立，即本日所見之本。《毛傳》本為毛公所作，為何能夠傳遞晚期《詩》文本的信息呢?漢人經說非獨立創制，有其師承和上源，即所謂先師說，這是常識。故《毛傳》這部西漢文獻能否學有師承，或許，能否存在先秦的《詩傳》就是此問題的關鍵了。
一、《毛傳》與《爾雅·釋訓》之關系
《爾雅》與《毛傳》有大批重文，此中卷三《釋訓》一卷幾乎全與《毛詩》相關，恰是解決《毛傳》能否存在上源的關鍵文本。
《爾雅》成書于何時，古來多有異說，①考張揖《上廣雅表》引《禮·三朝記》曰：
哀公曰：“寡人欲學小辨，以觀于政，其可乎?”孔子曰：“《爾雅》以觀于古，足以辯言矣。”②
《三朝記》乃古《禮記》，見于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《三國志》裴松之注引《七略》曰：“孔子三見哀公，作《三朝記》七篇，今在《年夜戴禮》。”③故知《三朝記》雖非孔子言行實錄，然亦為源出戰國的文獻。此中引及《爾雅》，知其戰國時期或已有流傳。趙岐《孟子章句》稱漢文帝置《爾雅》博士，此時《毛詩》尚未名世，漢武帝時犍為舍人又為之作注，《爾雅》主體為先秦書亦可得知。故即使最為守舊的學者，也會判斷《爾雅》中最古的《釋詁》、《釋言》、《釋訓》三篇成書于先秦。或許更為穩妥地說，戰國時代前三卷的主體部門業已出現。④
《釋訓》一卷與《詩》關系最親密。其一百多條訓詁中，只要7條未見今本《毛詩》，其余110條均為釋《詩》之文，有數十條更是顯然據《詩》之某篇、某句而訓。如：
颙颙、卬卬，君之德也。⑤
此見《年夜雅·卷阿》：“颙颙卬卬，如圭如璋。”此句恰是描述“君之德”。《毛傳》則曰：“颙颙，溫貌；卬卬，盛貌。”與《釋訓》分歧，再如：
丁丁、嚶嚶，相切直也。⑥
此見《小雅·砍木》：“砍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”又如：
藹藹、萋萋，臣盡力也。噰噰、喈喈，平易近協服也。⑦
此見《卷阿》：“藹藹王多吉人……菶菶萋萋，雝雝喈喈。”《毛傳》曰：“臣竭其力，則地極其化，全國和好，則鳳皇樂德。”⑧恰是平易近協服之義。
“如切如磋，道學也”一條之后，則更是直接訓解《詩》文。這般一整篇全與《詩》相關，若非錄自陳舊《詩傳》，則絕難想還有其他來源。
那么，《釋訓》能否錄自今本《毛傳》?整體而言，能教學夠性極低。緣由在于，因二者解釋雖多雷同或附近，但其取義方法多有分歧。《釋訓》多從詩句甚至詩篇取義，故其解釋頗類《毛詩序》，而不類《毛傳》。前引三條，“君之德也”、“相切直也”、“平易近協服也”、“臣盡力也”，均是對整章或整句的意義的截取，而非直接訓詁詞義。好比“颙颙”、“卬卬”，《毛傳》分別訓為“溫貌”、“盛貌”，取兩詞之基礎意義，而《釋訓》所謂“君之德”的取義，乃來自“颙颙卬卬個人空間，如圭如璋”一句，亦為《卷阿》第六章之主題。《詩序》曰：“《卷阿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求賢用吉人也。”⑨全篇均為對吉人的贊美，此正為“君之德”的體現。故《釋訓》此條取義，亦取全篇之旨。再如：
晏晏、旦旦，悔爽忒也。⑩
此條訓釋據《衛風·氓》“總角之宴，談笑晏晏，信誓旦旦”一句。晏晏、旦旦，《毛傳》曰：“晏晏，和柔也。信誓旦旦然。”(11)所謂“悔爽忒”，乃《氓》全篇之義也。《釋訓》“如切如磋”一條之后，始多具體字義之訓詁，但畢竟數量未幾。
故《釋訓》并非拘于字義、詞義之訓，而是多取句義、篇義，整體的取義更近《詩序》。退一個步驟說，雖然《釋訓》很能夠并非一次性文獻，而是歷數代而成，或有西漢人據《毛傳》而補進者(如“如切如磋”一條之后的文字就很像后來補進)，但《釋訓》全據《詩》而訓，則其原始必亦釋《詩》。既然這般，《釋訓》一篇就不成能摘自今本之《毛傳》，否則不會與《毛傳》有“標的目的性”的差異。換句話說，《釋訓》應有更陳舊的訓詁來源。《釋訓》寫定年月并不成考，但不會晚于漢初。它與《毛傳》均有晚期《詩》學淵源，但又不彼此轉抄，則二者之上源必為先秦《詩》之《傳》、《說》一類文獻。
相較于《釋訓》，《釋詁》一篇加倍陳舊。內藤湖南《爾雅新研討》謂《釋言》、《釋訓》仿效《釋詁》之體，成篇乃在《釋詁》之后，其論平實可從。《釋詁》、《釋言》中與《詩》相關的文字不少，但難以判斷能否據《詩》而為，故可不論其先后。不過，《毛傳》訓詁之取義方法，卻與《釋詁》分歧，這是深可留意的。《釋詁》或年齡時代就已存在，此篇若據《詩傳》而成，則其所據《詩傳》則加倍陳舊，甚或在孔子之前。鑒于《毛傳》與《釋詁》的互見，及其與《釋訓》的疏離，可知《毛傳》上源的確為一部《詩傳》，甚至是一部《年齡》時代的傳。
即便不考慮《毛傳》、《爾雅》的關系，僅就《毛傳》與《禮記》的互見亦可守舊地見其戰國上源。如《禮記·年夜學》載家教曰：
《詩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菉竹猗猗。有斐正人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正人，終不成諠兮。”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栗也。赫兮諠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正人，終不成諠兮者，道大德至善，平易近之不克不及忘也。(12)
此條亦見《爾雅·釋訓》，與《毛傳》雷同。此訓詁互見于三種分歧經學體系、分歧流傳路徑中的陳舊文獻，那么它必非西漢人之作，此可確知。又《樂記》載魏文侯、子夏論樂，子夏曰：
《詩》云：“肅雍和鳴，先祖是聽。”夫肅肅，敬也；雍雍，和也。夫敬以和，何事不可?(13)
《釋訓》曰：“穆穆、肅肅，敬也。”(14)又曰：“廱廱、優優，和也。”(15)《思齊傳》曰：“雝雝，和也。肅肅，敬也。”(16)三者亦互見。可見戰國時代之《詩》，已有與今本《毛傳》極相類之訓詁。
別的，就常理而言，《詩》既為年齡時代貴族後輩教導之基礎文本，初編之時，自當有關于疑難字句的簡單解釋。待其共享空間作為周文明經典為孔子所重，并用作講授之時，亦當有字句、名物之訓詁。這些應該是后世字、句訓詁的源頭。《毛傳》及三家《詩》說，個別訓詁有陳舊上源，是可判斷的。
要之，《毛傳》雖為漢初寫定，但此中多有陳舊訓詁，尤其是字、詞訓詁多同《爾雅》，二者之間又無轉抄之關系，可知其源出某陳舊的《詩》學淵藪。這是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問題，卻事關《毛詩》文本諸問題的最基礎，甚至關乎整個《詩經》學之晚期歷史。
先秦《詩》的編次的問題就是《毛傳》文本中潛躲的主要問題之一。天然，《毛詩》詩次并不是一個新問題。本日《毛詩》三百篇之順序與《毛詩序》、三家《詩》之詩次本有分歧。這諸家詩篇順序的差異小樹屋，就已經隱約流露出漢初以前《詩》文本在分歧闡釋體系下的分歧樣貌，以及其背后的思惟痕跡了。
二、三家《詩》、《毛詩序》中的《小雅》詩次問題
先看三家《詩》與《毛詩》文本編次的差異。四家編次的最年夜分歧在《小雅》部門，即《毛詩·小雅》無厲王詩。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錄鄭玄《毛詩譜》曰：
又問曰：“《小雅》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?”曰：“有焉。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無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之詩是也。漢興之初，師移其第耳。師所以然者，《六月》之詩自說多陳《小雅》正經廢缺之事，而下句言‘《小雅》盡廢，則四夷交侵，中國微矣’，則謂《六月》者，宣王北伐之詩，當承《菁菁者莪》后，故下此四篇，使次《正月》之詩也。亂甚焉。既移文，改其目，義順高低，刺幽王亦過矣。”(17)
《十月之交》鄭《箋》又曰：
當為刺厲王。作《詁訓傳》時移其篇第，因改之耳。《節》刺師尹不服，亂靡有定。此篇譏皇父擅恣，日月告兇。《正月》惡褒姒滅周，此篇疾艷妻煽方處。又幽王時，司徒乃鄭桓公友，非此篇所云番也，是以知然(18)。
《詩譜》中鄭玄論及《小雅》何故無厲王詩，謂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無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四首詩本屬刺厲王之作，漢代初年，經師移其篇第于《六月》之后。個中緣由，乃是《六月序》為總說《小雅》興廢之事，《六月》之前為正經，故《六月》應承《菁菁者莪》之后，經師以此移其地位。據此，鄭玄以為《十月之交》四篇原在《六月》之前。移之者誰?鄭玄曰“師”，《正義》疏之曰“毛公”，《十月之交》《箋》文曰“作《詁訓傳》時移其篇第，因改之耳”，故知此“師”正為毛公。毛公移之，則三家《詩》未移。即三家以此四篇為刺厲王的作品。(19)
《漢書·谷永傳》載其對策曰：
昔褒姒用國，宗周以喪；閻妻驕扇，日以不臧(20)。
褒姒用國，乃《正月》經文所述。閻妻驕扇，乃《十月》經文所述。兩者分而言之，當指兩代君主，前者為幽王無疑，后者自當為厲王。故顏師古注曰：“《魯詩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篇曰‘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’，又曰‘閻妻扇方處’，言厲王無道，內寵熾盛，政化掉理，故致災異，日為之食，為不善也。”(21)可知三家《詩》中，《十月》四篇確屬刺厲王之作，當在《六月》前。
《毛詩譜》中鄭玄言詩次“亂甚焉”，乃由《毛詩》之《小雅》無厲王詩而發，此為《毛詩》之一年夜疑問，鄭玄不得其解，故據三家而謂《毛詩》“亂甚”。然《雨無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雖欠好確定，但《十月之交》為周幽王六年十月之后的作品，此則可以考實。詩中詠及的日食，“梁虞、隋張胄元、唐傅仁均、一行、元郭守敬并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進食限”(22)。據現代學者所編地理日食表，可知公元前776年9月6日上午8點52分前后，黃河道域可見一越日環食。此年正為幽王六年。若以周歷建子推算，則其十月為夏歷八月，約為本日公歷之玄月。故《十月之交》所記日食與現代地理演算結果分歧。而厲王時期卻沒有合適“十月”的可見日食，此其一。其二，詩云“百川沸騰，山冢崒崩。高岸為谷，幽谷為陵”，與《國語·周語》“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”，“三川竭，岐山崩”的記載分歧，故《十月之交》為幽王時期之詩幾無疑義。三家《小雅》之詩序反為錯亂。《毛詩》《十月之交》處《節南山》之后，《節》所述與《十月》類似，是以《毛詩》之《小雅》順序并無年夜錯，它很能夠保存了戰國晚期的詩次，而三家詩則改動了《小雅》詩次，以確保《小雅》中有厲王詩。
問題之二，乃《小雅》正經與《毛詩序·六月序》之詩次何故分歧?除了《十月之交》四篇時代及編次問題，《小雅》還存在別的一個詩次的變動，如治《詩》者所知，此問題隱躲于《六月》之《序》中：
《六月》，宣王北伐也。《鹿鳴》廢則和樂缺矣。《四牡》廢則君臣缺矣。《皇皇者華》廢則忠信缺矣。《常棣》廢則兄弟缺矣。《砍木》廢則伴侶缺矣。《天保》廢則福祿缺矣。《采薇》廢則撻伐缺矣。《出車》廢則功力缺矣。《杕杜》廢則師眾缺矣。《魚麗》廢則法式缺矣。《南陔》廢則孝友缺矣。《白華》廢則廉恥缺矣。《華黍》廢則蓄積缺矣。《由庚》廢則陰陽掉其事理矣。《南有嘉魚》廢則賢者不安，下不得其所矣。《崇丘》廢則萬物不遂矣。《南山有臺》廢則為國之基墜矣。《由儀》廢則萬物掉其事理矣。《蓼蕭》廢則恩澤乖矣。《湛露》廢則萬國離矣。《彤弓》廢則諸夏衰矣。《菁菁者莪》廢則無禮儀矣。《小雅》盡廢，則四夷交侵，中國微矣。(23)
《六月序》綜述《小雅》正經廢則若何若何，觸及《小雅》前二十二首詩。此中天然有《毛詩序》所依據的《小雅》編次，此編次與今本有異。《六月序》所展現的詩次，起首是《六月》接于《菁菁者莪》之后，與三家《詩》確乎分歧。其次，《華黍》之下先后為《由庚》、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南山有臺》、《由儀》，而今本《毛詩》則是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南山有臺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和《由儀》。鄭《箋》和《毛詩譜》未對此作出解釋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認為《由庚》、《崇丘講座場地》、《由儀》三篇與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三篇均存其目而亡其辭，故今本《毛詩》因其亡，而合并編于《南山有臺》之下。(24)這種解釋其實欠亨，若因俱亡而合編，為何不將六篇合編，而分隔兩處，以《南陔》三首處《南有嘉魚》之前，而以《由庚》三首處《南山有臺》之后?這生怕還是《詩序》詩次與《毛傳》詩次的差異所導致的。鄭玄釋《南陔》三首之序曰：
此三篇者，《鄉飲酒》、《燕禮》用焉，曰“笙進，立于縣中，奏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”，是也。孔子論《詩》，雅、頌各得其所，時俱在耳。篇第當在于此，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，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，故存。至毛公為《詁訓傳》，乃分眾篇之義，各置于其共享會議室篇端云。又闕其亡者，以見在為數，故推改什首，遂通耳，而下非孔子之舊。(25)
《釋文》亦持類似意見：
此三篇，蓋武王之時，周公制禮，用為樂章，吹笙以播其曲。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，遭戰國及秦而亡。子夏序《詩》，篇義合編，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。毛氏《訓傳》，各引序冠其篇首，故序存而詩亡。(26)
此兩處資料可說明《詩序》與《毛詩》本為兩編，漢初毛公將其合并，將序冠于每篇之首。這般，則今本《毛詩》詩篇先后為《毛傳》之次，而非《詩序》之次也。鄭玄明確說《毛詩》《華黍》以下非孔子之舊，當為毛公改動之，而《六月序》則未經毛公改動，故《序》、《傳》詩次之分歧得以浮現。
《鄉飲酒禮》、《燕禮》中保存了周禮演樂的詩次，與《六月序》之詩次接近：
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，卒歌，主人獻工，工左瑟一人拜，不興受爵。……笙進堂下，磬南北面立，樂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。……眾笙則不拜受爵，坐祭立飲，辯有脯醢不祭，乃閑歌《魚麗》，笙《由庚》；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；歌《南山有臺》，笙《由儀》(27)。(《儀禮·鄉飲酒禮》，《燕禮》順序與之同)
周禮之詩次，《魚麗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南山有臺》、《由儀》六篇，應是先后相次的。《六月序》中，除了《魚麗》和《由庚》之間夾著《南陔》三篇，其他的順序與周禮詩次雷同，故知《詩序》《小雅》部門很能夠也是依照周禮之禮樂法式來編排的。朱熹《詩集傳》就改變了《毛詩》的編次，將《南陔》三篇至于《魚麗》之前，《魚麗》至《由儀》則按周禮之順序編排，似乎是一種更為公道的設定。對于這種調整，朱熹解釋說：
毛公以《南陔》以下三篇無辭，故升《魚麗》以足《鹿鳴》什數，而附笙詩二篇于其后，因以《南有嘉魚》為次什之首。今悉依《儀禮》正之。(28)
當然，上述討論的重心，不是《魚麗》諸篇該若何編排，而是在于闡明《詩》之文本，在戰國至西漢之間，其編次有分歧版本，《毛詩》相較于其戰國上源文本，或也發生了變化。在編次上，《詩序》與《毛傳》有所分歧，三家與《毛詩》也有所分歧。
三、《年齡》學的自我建構：《詩》與《年齡》意義關聯的構成
緊跟著的問題是，西漢初年的《詩》的編纂順序是若何構成的?因外圍文獻無足征引，只能從《毛詩序》的敘述中窺其仿佛了。《毛詩序》之所以成為辨析漢初《詩》之編次的關鍵文獻，乃因《毛詩》、《毛詩序》、三家《詩》所顯示的詩次雖小有差異，可是它們總體上還是屬于統一種編纂體系。畢竟除了《小雅》數首外，它們有著配合的文本順序。三家《詩》對每首詩旨的解釋，與《毛詩序》比擬，亦相異者寡，而雷同或附近者眾。可以說，西漢初年諸家《詩》學，有著配合的戰國《詩》學上源，屬于統一種解釋體系，只因流傳中的變化而微有歧異。它們應當有年夜體附近的編纂意旨，但三家《詩》或殘缺或散佚，只能從《毛詩序》窺其大要。據《毛詩序》以討論四家編纂義理之整體概貌，相對于三家《詩》學，雖然能夠有誤差或訛誤，但整體上應無年夜錯。
那么，我們能從《毛詩序》中看出什么義理呢?就其年夜者而言，《詩序》之整體思惟與《年齡》很是類似。是《詩序》影響了《年齡》，或是《年齡》影響了《詩》的解釋體系，抑或二者是共生關系呢?
孔子論《詩》并無《年齡》之義。雖然《詩》中不乏頌美與怨刺之作，其古義從《左傳》所載年齡時代人的引述亦隱約可見，且多同于《毛詩》之說，但是，將三百零五篇視為一瑜伽教室個與周王朝興衰相關的整體文本，并從中解讀出歷史年夜義，在孔子論《詩》，以及其所論禮樂遺文中，卻難窺痕跡。《論語》載孔子論《詩》實與士人日常倫理言行及其政治事功相關，總體上歸于禮、樂之域，《泰伯》篇謂“興于《詩》，立于禮，成于樂”者，是也。
綜觀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之孔子(或托名于孔子)言論的記載，其引《詩》論《詩》，罕見《年齡》年夜義。上海博物館所躲《孔子詩論》，亦僅就《詩》文本之義而言。故戰國晚期之前文本所記孔子論《詩》，幾乎不見歷史年夜局的視野，也沒有美刺興衰的《年齡》之義。
至遲于孟子之時代，《詩》與《年齡》開始樹立了獨特關聯，兩個文本之間被賦予一以貫之的精力傳統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載：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后《年齡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魯之《年齡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‘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’”(29)《淮南子·泛論》篇亦曰：
霸道缺而《詩》作，周室廢、禮義壞而《年齡》作。《詩》、《年齡》學之美者也，皆衰世之造也。儒者循之以教導于世，豈若三代之盛哉!(30)
《孟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所論宗旨基礎雷同，孟子謂《詩》乃王者之跡，而《淮南子》則將《詩》之作歸之于“霸道缺”，實則亦霸道之跡也，只不過是“霸道”衰敗之跡。以上論述所表達的與《詩序》基礎思惟基礎雷同，即以美刺正得掉，故有“至于霸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掉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國史明乎得掉之跡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，以風其上，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”之論。由此可知，《詩序》與孟子所謂“王者之跡”屬一脈相承之說。
《孟子》中的論說實非凸起《詩》的意義和價值，而是為《年齡》的符合法規性尋找傳統資源。孟子眼中的《詩》，雖具備美刺興衰的意味，但孟子所言，其特別強調的卻是《年齡》之意義，即其“王者之事”的份量。如前所述，孔子時代并無關于《詩》的歷史意義的整體性懂得，可以推斷，孟子時代《詩》的意旨，是在《年齡》年夜義被充足闡發的佈景下出現的，屬于《年齡》學發展的結果。《詩》被賦予的意義，成為了《年齡》的前統，并使得《年齡》意義的符合法規性有了更長久的依托。是以，《詩》被描寫成為周霸道之跡，此種解釋意圖，體現了《年齡》學為自我建構傳統的專心。
以今本《詩序》觀詩，會發現《詩》以歌詠的方法，完善地呈現了周王朝由興起到式微的過程。所謂“正風”、“正雅”以及《周頌》，無論其經文還是《弁言》，向我們展開的是周初武王、成王時期的禮樂制作與演行。其中所見，恰是周承天之命，奄有四海的霸道與年夜德。而“變雅”，則是幽厲之后，周德既衰的怨刺之詩。“變風”則重要是東周初年王城、諸侯亂季之作品。(31)此雖《詩序》之說，實則暗含編詩之旨。此種編詩意與《年齡》之筆意正相應和。
由此，《詩序》總體上遵守著《年齡》的維度，以孔子《年齡》所秉持的歷史哲學來解《詩》。雖然此中多有古義，但將三百篇作為一個整體來營造的《詩序》，所用的絕非周、魯太師之義，而是源出孔子、子夏之學。就年夜局而言，毛公自道遠承子夏之學，則不吾欺也。故可下一推論，《詩序》乃是《年齡》學影響下的產物。是以，齊、魯舞蹈教室、韓、毛四家《詩》所繼承的戰國《詩》，其整體結構的完成，應在孔子之后、孟子之前，當為七十子之徒發揮《年齡》精力以治《詩》的結果。聯系孔門學術之發展，謂子夏或其后學所為，似為允當。
四、《年齡》視域：季札論《詩》與年夜、小《雅》的對調
《詩序》上源于孔子、子夏之學，由此觀察子夏時代《詩》之編次，似與漢初四家在整體結構上有嚴重差異。此種判斷，基于對《左傳》所保存吳令郎季札赴魯觀周樂之資料。概況上看，這則資料保存了別的一個與今本年夜體雷同的順序，但細細斟酌，恐是否則。
魯襄公二十九年，交流《左傳》載季札赴魯觀周樂之事，并著重錄其論《詩》之語。治《詩》者將其作為孔子之前《詩》已初步編成的證據，以此否認《太史公書》孔子刪詩之說。而治《左傳》者，則往往從季札之語，推斷此章的寫作年月，由此作為《左傳》成書于公元前四世紀的預言資料之一。《左傳》年月研討諸發現說明，這段記載不克不及作為孔子之前《詩》文本編纂的證據，因為此段論述雖出季札之口，且載錄于魯襄公二十九年，卻未必是當時資料，亦未必為實錄，而很能夠是后人補述。故只能粗略地將其定為年齡戰國之際，即公元前五、六世紀之交的資料。
不論季札觀樂的故事是虛擬抑或實錄，季札所觀必非全樂，今本《毛詩》三百一十一首，必非一時一日所能盡，故魯樂工當擇其要者而歌之，所選或為每一部門的首篇。即非這般，亦當為每部門之代表詩篇。是以，季札進行評論，當據某一篇或某數篇而言。而其評論范圍，卻當為每一部門的整帙整卷。緣由在于，季札論樂并非就樂論樂，而是一種交際辭令(或擬交際舞蹈教室辭令)，此段對話的目標，在于顯示季札的知識修養。故季札所論，必為每一部門詩篇的宗旨或大要，其內容也是當時貴族階層知識結構的主要組成部門。當然，教學場地此段記錄能夠是年齡時代的(公元前六世紀)，也能夠是戰國晚期的(公元前五世紀)，時代難以準確判斷。然《左傳》之主體資料構成于戰國初，且多據魯國史料，是以，即使此段文字寫定于戰國初年，其主體資料還是可以反應年齡末年的編《詩》情況，尤其是與列國無關的《雅》、《頌》及古樂資料。唯其列國贊辭，如《魏風》之贊辭，則恐有后人潤色。
季札論樂與《詩》文本之關系，最可留意者為《小雅》、《年夜雅》。季札曰：“美哉!個人空間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?猶有先王之遺平易近焉。”此其對《小雅》之評價。又曰：“廣哉，熙熙乎!曲而有直體，其文王之德乎!”此其對《年夜雅》之評價。若魯工所歌為今本年夜、小《雅》之首篇，則當為《鹿鳴》和《文王》，后者合適季札對《年夜雅》之評價，但前者不符。(32)若兩句評價是分別針對《小雅》、《年夜雅》，則均不合適。緣由安在?據《毛詩序》及鄭玄《毛詩譜》，《小雅》《鹿鳴》至《菁菁者莪》為頌美之詩，乃文王、武王時期之作品，其氣質、語辭亦頗相符。而《六月》之后，則為宣王、幽王時期作品，所謂“變小雅”，才是蘊含“周德之衰”的作品。《年夜雅》《文王》至《卷阿》，確在彰顯“文王之德”，但《平易近勞》之后，重要為怨刺幽、厲之作。當然，二編之中，另有頌美宣王之作，屬于“變雅”。私密空間總之，今本《小雅》不滿是憂思“周德之衰”，而《年夜雅》亦非全為頌美“文王之德”。
若魯工僅歌一首，而季札僅評一首，則彼時《小雅》與今本《小雅》編次分歧。此種能夠相對較低。若魯工歌一首，而季札評全編，則彼時《小雅》、《年夜雅》與今本編次皆分歧。此種能夠性較高。若季札確就全編立論，則當時《年夜雅》重要載錄周初作品，而《小雅》載錄厲王之后作品。《小雅》《鹿鳴》至《菁菁者莪》計十六首，《年夜雅》《平易近勞》至《召旻》為十三首，二者相當。以季札對二《雅》的評價推測，前者十六首在年齡戰國之際似不屬《小雅》而屬《年夜雅》，而后者十三首似不屬《年夜雅》而屬《小雅》。
據此，在公元前六世紀、五世紀之時，《詩》文本或至多有一個主要的版本與今本編次分歧。這個簿本中的《年夜雅》所有的是周初作品，而《小雅》則所有的是西周早期的作品。季札論《詩》編進《左傳》，可知此本為當日通行之本或主要傳本。
據季札評語推測，相較年齡戰國之際的《詩》文本，今本有兩處主要的變化：其一，《豳風》移于《國風》之末，介于《風》、《雅》之間，此為可確證之事；其二，古本《年夜雅》十六篇，今本移至《小雅》，作為《小雅》的肇端部門；古本《小雅》十三篇，今本移至《年夜雅》，作為《年夜雅》的后半部門。至于底本《年夜雅》和《小雅》的詩次，則不成推知。譬如，今本《年夜雅》之“變雅”部門包含厲王、宣王、幽王三王之詩，若徑將今本《年夜雅》后半部門移至《小雅》《菁菁者莪》和《六月》之間，則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兩首幽王詩在《六月》等十四首宣王詩之前，詩的時代順序是錯亂的，是以年夜、小《雅》對調之前，二《雅》的文本順序未知，其對調詩篇的截取不成能是“切塊”式的，而是有所挑揀。
當然，上述判斷乃基于《年夜雅》、《小雅》的以時代為序的編纂思緒而言，并不消除部門詩篇本不按時代順序編進的“錯亂”。今本《小雅》之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宣王、幽王詩，亦未必真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宣王、幽王之詩也，如《楚茨》、《信南山》、《甫田》、《年夜田》這四首前后相次的詩篇，均詠及農事相關活動，與《七月》所述親密相關，《詩序》定為幽王詩頗為牽強，此足見今本《年夜雅》、《小雅》雖然年夜小樹屋體按時代編纂，但內中亦有錯亂之次也。然就整體而言，《年夜雅》、《小雅》卷內的詩次還是以時代順序為主，故部門的“亂篇”并不影響基于整體編纂思惟而來的論斷。
以《豳風》作為《國風》之末，將其置于《風》、《雅》之間，這種變化實有深意。《毛詩正義》引《鄭志》曰：
張逸問：“《豳·七月》專詠周公之德，宜在《雅》，今在《風》，何?”答曰：“以周公專為一國，上冠先公之業，亦為優矣，所以在《風》下，次于《雅》前，在于《雅》分，周公不得專之。”(33)
《詩序》云《風》言一國之事，《雅》言全國之事，故《風》系諸侯，《雅》維皇帝。周公之于西周，位置之重，實高于諸侯，魯國獨有皇帝禮樂，亦其證也。然周公畢竟不是皇帝，詩系于周公，則不克不及為《雅》。故以周公之詩與《七月》合編，“使周公專為一國，故并為《豳風》”。《正義》曰：“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，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業，于是周公為優矣。次之《風》后《雅》前者，言周私德高于諸侯，事同于王政。處諸國之后，不與諸國為倫；次之《小雅》之前，言其近堪為《雅》，使周公專有此著也。”此種設定恰是《年齡》學之演繹。
《年夜雅》與《小雅》部門詩篇的互換，則更具《年齡》學之顏色。二者互換的結果是年夜、小《雅》均兼有西周初和西周末之詩，即兼霸道之興與霸道之衰，頌美與怨刺并存，構成完全的美刺體系。這種對稱式結構的編排，也見于二《南》。《詩序》述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二卷宗旨，即遵守了“對稱性思維”。《周南》中《麟趾》是《關雎》之應，而《召南》中《騶虞》是《鵲巢》之應；二《南》皆始于“鳥”而終于“獸”。這種對稱性思維不僅凸顯出《毛詩》詮解體系的“人為的完善”，更提醒我們，這種理論的內在結構至多經過一次后期的“整體統合”。是以，整體來看，二《雅》的互換、二《南》對稱結構的出現、《豳風》地位的移動，均體現了一種《年齡》學的思維，三種變動應同時完成，而其時限，當在年齡末戰國初之后不久。此種變動應在《年齡》學興起之后，故非孔子所為。聯系季札論詩之時，此種改動尚未出現，故二《雅》對調，應當是子夏之后的事了。然其完成，必在孟子之前。《詩序》體現的恰是這種改動過的編次，以及此中的歷史理論。是以原始《詩序》的出現，應在古本《詩》的篇次變動之時。此中雖有周太師、魯太師奏樂之古義，但整體結構體現的是一種《年齡》路徑。
五、從禮樂編次到《年齡》編次
我們再回到《毛傳》部門字詞訓詁的“掉序”問題上來。聯系上文的論述，特別是《爾雅·釋訓》與《毛傳》的關系，戰國秦漢之際三家《詩》、《毛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周禮演樂之間分歧的《詩》的編次，季札論《詩》與年齡戰國之際《詩》文本結構的調整諸問題，我們或可推測《毛傳》中部門訓詁的掉序，說明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傳在最原初的時候，很能夠是先后撰述的，即《風》、《雅》最後并非并行編排于一書。這生怕與二《雅》的經典化較早有關。《左傳》所載年齡時代人引《詩》本以二《雅》為主。《爾雅·釋詁》一篇所錄古字，與二《雅》相關者兩百條擺佈，與《周頌》相關者四五十條，而與十五《國風》相關者缺乏九十條。故最早對《詩》作注，應該開始于《雅》和《頌》。待《風》詩編成之后，始有對《風》作注，而二《南》、三《衛》等較早成熟的部門，作注也早。是以《釋詁》中與《國風》有關的八十余條文字，這五國之《風》就占五十余條，《左傳》所引風詩，也以這五卷為主。是以，不消除此中有一些風詩本與《雅》、《頌》相混。如《年夜戴禮記·投壺》篇曰：“凡《雅》二十六篇，其八篇可歌，歌《鹿鳴》、《貍首》、《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、《伐檀》、《白駒》、《騶虞》。”朱東潤師長教師云：“今《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小樹屋會議室出租》、《騶虞》諸篇在《二南》，《伐檀》在《魏》，皆與《小雅》無涉。然則，《風》中固有盡可稱《雅》者。”(34)故總體而言，今本《雅》、《頌》的注出現得相對更早。
《風》詩編成之后，最開始很能夠是附在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后的。這就是為什么今本有許多字、詞訓詁不見于《風》而見于《雅》。《風》的訓詁本就是參考《雅》、《頌》而為的。這在今本《毛傳》中仍然可見。以此可推斷，《雅》原來能夠編于《風》前。當然，《風》、《雅》也許在年齡時代有過分別流傳之階段，但今已不成考。
季札論《詩》，順序是《國風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年夜雅》、《周頌》以及六代之樂，年夜體與今本分歧。可是《毛傳》相對陳舊的注釋卻顯示，《毛詩》的原始文本順序應該是《雅》在《風》前，三《頌》的順序未知。從年齡以來流傳的鄉飲酒禮、鄉射禮、燕禮之樂，確為《雅》在交流《風》前。《論語·泰伯》：
子曰：“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!盈耳哉。”(35)
《論語駢枝》釋之曰：
始者，樂之始。亂者，樂之終。《樂記》曰：“始奏以文，復亂以武。”又曰：“再始以著往，復亂以飭歸。”皆以始亂對舉，其義可見。(36)
孔子所謂“師摯之始”，即師摯演樂之始；“《關雎》之亂”，即《關雎》作為樂終之歌，“洋洋乎盈耳”者恰是。檢《儀禮》之《鄉飲酒禮》、《鄉射禮》、《燕禮》諸篇，可知這幾個沿襲至漢的古禮，有固定的演樂法式：工鼓瑟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，笙《南亥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；間歌《魚麗》，笙《由庚》，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，歌《南山有臺》，笙《由儀》；合樂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。此禮樂法式中，《詩》樂乃是自《小雅》而至二《南》，所謂“《關雎》之亂”者，即以二《南》六篇合樂。可見《毛傳》所反應的古《詩》編次，與古禮演樂順序附近。這是一種早于季札論《詩》時代的編次。
別的，《毛傳》某些訓詁所顯示的《詩》之編次，不論是《風》還是《雅》，與今本年夜異。若以今本為據，其編次則錯亂不勝。尤其是一些在今本中擺列很近的詩篇，如上文所舉“愿”字之例。《終風》、《二子乘船》均編于《邶風》，《終風》編在《二子乘船》之前，然《毛傳》于《二子乘船》作注。一卷講座場地之內，出現這般順序之顛倒，是難以懂得的。可知最陳舊的《詩傳》出現之時，《詩》的編次與《毛詩》及三家《詩》，是兩種分歧的編纂邏輯。我們了解，今本很能夠源出孔子編纂之本，所謂歸魯樂正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者也。孔子之后，《詩》雖有鉅細《雅》的對調及《六月序》所記具體篇目標變動，但整體上還是延續了孔子編《詩》的結私密空間構。是以，《毛傳》所體現細部的詩次的無序，反而更像是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之前的狀態。據此故年夜膽推測，最原始的《詩傳》極能夠是孔子之前的遺產。
《毛詩》古本顯示了由皇帝到諸侯的順序，而今本則是由四方到皇帝的順序。首皇帝而次諸侯，也是《年齡》學之特點，即首言“王正月”之意。此種順序已見于季札論《詩》，故三百篇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的文本年夜局也當由孔子論定。故孔子個人空間之前的《詩》，與孔子之后的《詩》，文本編次當有很年夜的分歧。孔子之《詩》重構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結構，使之更合適周之禮樂軌制和歷史情實，并確立了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的順序。子夏或其后學，又依據《年齡》精力，對調了《年夜雅》和《小雅》的部門詩篇，使二《雅》皆有美刺。這大要是《詩》文本至戰國初年所發生的最具反動意義的兩次重編。可以說，子夏時代之前的《詩》文本，乃是一種禮樂編次；而子夏時代之后，《詩》乃是一種《年齡》學編次。
《詩序》所體現的恰是《詩》的《年齡》學編次，這種解釋體系的出現，與子夏時代《詩》文本內部結構的調整關系很是親密。因二者解釋路徑分歧，可以認為它們是伴生關系。換句話說，《詩》文本內部結構的調整、《詩序》(《弁言》)解釋學的出現，應年夜體同時。
至戰國秦漢之際，出現了分歧的《詩》的傳本。這恰是《六月序》以及鄭玄《詩譜》中浮現出的問題。特別是《小雅》無厲王詩之問題，個中緣由，實如前文所述，因戰國初年《年夜雅》、《小雅》部門詩篇的互換形成。底本《小雅》中《六月》之前為刺周厲王而作，無頌美文王、武王、成王者。而《年夜雅》中無厲王、宣王、幽王時期作品。年夜約在戰國初，《小雅》有十幾首詩被劃進《年夜雅》，而《年夜雅》一部門文、武之篇則劃進《小雅》，構成二《雅》皆有美刺之格式。同時以年齡以來的《詩》旨為依據，出現統一編纂的《詩序》，其統一之處即是強化《詩》整體歷史批評顏色，即依據《年齡》學思惟而進行的從頭建構。雖然今本《毛詩》多與年齡時代所用的詩旨附近，但其整體解釋上的《年齡》學風格，卻應是《年齡》學發達之后的結果。
六、結論
若我們假定《毛傳》總體上是遵守后注簡省原則的——這從文本內部也可作判斷，那么，《毛傳》中必定保留了一部門陳舊的訓詁資料。它們的存在，使得年齡時代《詩》文本的編次問題浮出文本表層，讓我們意識到年齡時代就很能夠存在漢人意義上的《詩傳》了。而那時的《詩》文本之編纂結構與順序，與漢代四家《詩》迥異，可知戰國秦漢之《詩》確實經過了孔子的重編，使之更具禮樂精力。從季札論《詩》，又知子夏時代，受《年齡》學之影響，二《雅》出現了對調，《詩》之文本結構發生變化，《詩弁言》亦隨之產生，《詩》文本史上第二次反動性的變化發生了。戰國末年《詩》的一個或幾個文本調整了《小雅》的詩序，使之有周厲王時期的作品，這種改動在漢代為三家《詩》所延續。同時，漢初毛公調整了《小雅》笙詩的地位，以足篇什之數。此漢前《詩》文本變遷之大要，以期有資于《詩》學史諸問題的研討與懂得。
或謂此篇文獻缺乏，推論居多，恐缺乏憑。然上古學術本在極少文獻上做工夫，其魅力恰在于依附零碎的信息，還原那些最具“決定性”的時刻，亦樸亦玄，此其妙處。況且，長久以來，漢前諸文本多被作為“懂得”的對象，而非“研討”的客體而存在，使我們對其文本內部的歧錄、無序、牴觸往往視而不見，甚或決心彌合，研討的能夠性與豐富性終被掩蔽，上古學術、思惟與文學的顏色亦隨之單一或弱化。當下及未來，已到深刻文本、發掘此中埋躲的“機密”之時，此或為周秦漢研討新標的目的之一。
注釋：
①如鄭玄曰“孔子門人所作，以釋六藝之旨”，鄭玄距漢初未久，且著有《毛詩譜》與《毛詩箋》，所謂“孔子門人所作”之語，當為漢代沿襲之舊說。若《爾雅》據《毛傳》而成，鄭玄豈能不知?故鄭玄此語雖不克不及全尊，但《爾雅》主體乃戰國以來之舊，則可年夜膽斷定。張揖《上廣雅表》稱周公作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據張揖《表》，斷《釋詁》周公作，《釋言》以下，“或言仲尼所增，子夏所足，叔孫通所益，梁文所補”。《四庫撮要》，據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謂《爾雅》成書乃在《毛傳》之后。內藤虎次郎(即內藤湖南)《爾雅之新研討》(見江俠庵編《先秦經籍考》)藉助聚會場地細密的文本考證，發現《爾雅》中最陳舊的部門《釋詁》成書時，《堯典》、《年齡》尚未成立，故判斷《爾雅》深有古源。周祖謨《爾雅校箋序》則曰：“《爾雅》這部書年夜約是戰國至西漢之間的學者累積編寫而成的。”此乃采擇眾家之說的平允之論。
②阮元校刻：《爾雅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，第4頁上欄。
③然因《年夜戴記》散佚嚴重，張揖所引并不在今本之中。
④詳參內藤湖南：《爾雅之新研討》，江俠庵編：《先秦經籍考》中冊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書社，1990年據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影印，第162～184頁。
⑤⑥⑦阮元校刻：《爾雅注疏》，第57頁下欄。
⑧⑨(11)(16)《毛詩注疏》，第629頁高低欄、626頁上欄、136頁下欄、562頁下欄。
⑩(14)(15)《爾雅注疏》，第58頁上欄、55頁上欄、55頁上欄。
(12)阮元校刻：《禮記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，第983頁下欄。
(13)《禮記注疏》，第692頁下欄。
(17)阮元校刻：《毛詩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影印嘉慶二十年刊本，第313頁上欄。此段《詩譜》文字與《正義》文字相混，“師所以然者”至“使次《正月》之詩也”多被當作《疏》文，據馮浩菲《鄭氏詩譜訂考》之考訂，可以斷定此六十余字本屬譜文(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08年，第1會議室出租66～170頁)，故從之。
(18)《毛詩注疏》，第405頁上欄。
(19)除此四篇外，三家《詩》在文本順序上亦微有分歧。《困學紀聞》卷三引曹粹中《詩說》云：“《齊詩》先《采蘋》后《草蟲》。”陳喬樅《詩經四家異文考》亦據《儀禮》演樂之次，謂古《詩》《采蘋》先《草蟲》。胡生平、韓自強《阜陽漢簡詩經研討》據迭壓墨跡推斷阜陽簡《詩》之編次，亦與《毛詩》分歧，但就今朝文獻剖析，各家《詩》雖各有編次，互有差異，但總體順序應年夜體分歧。
(20)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3444頁。
(21)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《魯詩》亡于西晉，顏師古何故引之?顏師古注乃據西晉臣瓚(其名當為薛瓚)《漢書集解音義》、東晉蔡謨《漢書注》等文獻而成，重要的做法是依據《漢書集解音義》補充糾正蔡謨《漢書注》，據敦煌本蔡謨《漢書注》知其注文多漏署注家之名，若此注文為顏師古《漢書注》因襲，且未改動，則多被補上“師古曰”，這種誤補後人或被以為是顏師古抄襲舊注(參王鳴盛《十七史商議》卷七《漢書敘例》條)，實則未必是顏師古剽竊，因參對李善《文選注》敦煌本與宋刻本，此類情況也存在，故或為宋刻所補。無論若何，此條師古曰為師古所不克不及曰，乃是舊注掉其姓名者。《漢書集解音義》除晉灼、臣瓚兩家為西晉人外，其他十余家如應劭、服虔、孟康、文穎、蘇林、李奇等均為漢魏間人，漢末《魯詩》仍為風行之學，故此條當為漢末某家之注也。
(21)阮元：《揅經室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第83、84頁。
(23)(24)(25)(26)《毛詩注疏》，第357頁上欄、418頁上欄、482頁下欄、483頁上欄、483頁上欄。
(27)阮元校刻：《儀禮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影印嘉慶二十年刊本，第92頁上欄、93頁高低欄。
(28)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年，第109頁。
(29)阮元校刻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，第146頁下欄。
(30)劉安撰，何寧集釋：《淮南子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922頁。
(31)《豳風》、《魏風》、《檜風》除外。
(32)據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、《承平御覽》卷五百七十八引蔡邕《琴操》，均以《鹿鳴》為刺詩，與毛、齊、韓諸家說異。王氏已辯，漢代三家詩學者亦不從之。
(33)《毛詩注疏》，第277頁上欄。
(34)朱東潤：《詩鉅細雅說臆》，見《詩三百篇探故》，昆明：云南國民出書社，2007年，第48～49頁。
(35)《論語注疏》，第講座場地72頁上欄。
(36)劉臺拱：《論語駢枝》卷一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。
責任編輯：柳君